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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大势
幸福、情绪和健康的在线显现及量化
文:喻予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8年11月号 总第270期 日期:2018-11-21

   

    社交媒体用户生成的内容在量化分析情绪和幸福方面的价值正在诸多方面显示出来。而搜索引擎也可以提供跟踪有关健康和幸福的信息,Google凭借其独特的利用Google趋势工具公开提供的搜索查询数据,提供了适当和强大的数据基础。与问卷调查相反,通过社交媒体与搜索引擎的分析可以实时地分析和预测幸福感,包括反映由于突发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幸福感的波动效应。

    幸福的量化

    幸福是一项基本的社会指标,很长时间以来,它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幸福感研究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证据来支持实证研究其决定因素的结果。通常,幸福感是通过自我报告的问卷答案来衡量的。而现在,已经有研究开始重点关注在人气颇高的微博网站上发布的不请自来的消息。

    近年来,社交网络呈指数增长,而网络的使用日益提供了收集信息的机会,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进行关于……的研究。与问卷调查相反,分析社交媒体可以实时地预测幸福感,包括反映由于突发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幸福感的波动效应。

    关于幸福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杰里米·边沁和他的“效用论”,最大幸福原则,可以定义为快乐多于痛苦 (Bentham,1789)。“幸福”这个谜题与它的测量有关。

    埃奇沃思(Edgeworth,1881)设想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建立一种享乐计,能够测量一个人在她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的效用,以便计算效用随时间的积分。经济理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问题,考虑到(在当时)建造这样一台机器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更倾向于帕累斯泰方法——the Paretian approach of ordinalism.因此,个人的福利传统上是从消费者的选择中推断出来的,并通过收入等货币指标来衡量。

    幸福概念的重新出现及其与效用的非线性关系,主要归功于伊斯特林(Easterlin)在上世纪7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他从宏观经济角度利用国家数据,发现一旦达到临界门槛,幸福与收入之间没有关联。

    而关于效用的直接测量,卡尼曼等学者(1997)展示了经验效用概念的实验证据。在他们的框架中,经验效用是事件对人们福利的实时影响,它不同于决策效用,而决策效用是对事件本身的事前评估。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代理人往往重视一个经验的效用,试图记住一个类似的情况:他们在过去生活的享乐主义内容。这种回顾性分析是偏颇的,因为人类的认知局限,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卡尼曼等学者的结论与社会科学理论特别相关,因为它破坏了揭示偏好方法的效力,同时导致了对效用的整个概念及其与幸福的联系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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