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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大势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刍议如何吸引、作育和使用一流智库人才
文:崔克亮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7年10月号 总第257期 日期:2017-11-01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智库人才的禀赋、质素及其队伍建设或有其特殊之处,但首先必然契合一般意义上人才建设的社会规律。由此,我们不妨将眼光放远一些、放宽一些,从人类历史的时空深处探察人才的兴衰荣枯之道。

    思及中国的人才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想起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这位英国学者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李约瑟的这些疑问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自己曾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提供了答案: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中国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环境,“封建官僚制度”(实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中国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强化了中央集权。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在13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自13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意识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李约瑟难题”的学术价值之高,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思维视角,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内涵之丰富。迄今为止,学术界都没能找到针对该问题的令人信服的标准答案。

    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异曲同构的是“钱学森之问”。2005年,前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先生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先生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可谓其来有自。仅以代表人类最高创新水平的诺贝尔奖得主为例,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长期空白,目前仅有三人获奖。反观蕞尔小国以色列,其国土面积和中国的北京市差不多大,820多万的人口还不到北京市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出现了1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都是在以色列长大的犹太人,而非美籍犹太人。又如人口数量远少于中国的日本,自2000年起到2016年的17个年头里,竟然摘取了17个诺奖桂冠。从1949年算起,已有25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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