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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读懂中国经济 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
文:蔡昉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7年9月号 总第256期 日期:2017-09-18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新经济导刊》: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首先请您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

    蔡昉:对此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时期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新经济导刊》: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蔡昉:是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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