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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对话国务院参事汤敏:互联网时代的“新师徒制”
来源:2017年7月号 总第254期 日期:2017-07-21

追忆逝水流年
    《新经济导刊》:今年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也是高校扩招第18年。除了诸多重要社会头衔,您还被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可否分享一下关于高考、谏言扩招的一些重要的往事。先从高考谈起吧,高考前您在做什么?
    汤敏:1971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最关键的是我们当时的知识储备都不够。
    我读初中时赶上文革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又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新经济导刊》:所以能够上大学是您当时的理想吧?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老三届”。您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汤敏:
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自学,当老师也是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己的课堂,边学边教。
    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文革时“极左”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新经济导刊》:那您当时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如愿上了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
渴望学习。当时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但文革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了大学之后,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
    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经济导刊》:高考对当年的您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到了今天,您认为高考对于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
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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